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我心中又一次涌动出与天安门广场的美好回忆。

我今年83岁，自小就住在天安门广场西边百米左右的小四合院里。广场西边紧挨着的一条南北向的马路叫西皮市，再往西100多米平行的一条马路是司法部街，我家的院子就坐落在这两条马路中间的大中府胡同里。

新中国成立前，天安门广场远没有现在这么宏伟，中间一条石板甬道，两侧杂草丛生，周边是丁字形的红墙。小时候，我们不称呼“广场”而称作“花圈（quan四声）儿”。在石板路两旁，摆有各种的小摊，有卖耗子药的，有吞宝剑、吞火球杂耍的，还有卖豆汁的。记得我曾经喝了一口，从此一辈子再没喝过豆汁，我真的不应该算是一个地道的“老北京”。

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在前门外五牌楼旁边，我亲眼看到广大市民热烈欢迎解放军入城的场面。为迎接开国大典，广大市民进行义务劳动，将天安门广场的杂草清除干净，还在广场中间偏北树立了高高的旗杆。

1949年10月1日下午3点，开国大典正式举行，天安门广场上响起了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我坐在院子里听得清清楚楚。晚上，我跑到胡同口，看到人们举着红色的五角星灯笼兴高采烈在游行。

那些年，广场是完全开放的，我几乎天天到广场玩耍，有时甚至钻到天安门前的石狮子怀里去，也在广场上放过风筝。那时，每年的国庆节都要举行阅兵和游行，而且每年的五一国际劳动节也安排群众游行。我的小学是司法部街小学（因修建人民大会堂已拆除），离广场很近。1951年，我加入中国少年儿童队（即现在的中国少年先锋队）后，参加了多次庆典活动。有时，少先队员队伍站在广场群众队伍的最前面，可以长时间地看到天安门城楼上毛主席和其他国家领导人，还可以清楚地看到阅兵和游行的全过程；在游行结束后，我们红领巾队伍就欢呼着跑向金水桥头，此时，毛主席就走到西侧、再走向东侧向群众挥手致意。有时，我们少先队员队伍排在解放军阅兵队伍的后面、其他游行队伍的前面。回想那时，有的年头冷得早，游行集合时间又比较早，我们少先队员穿着白衬衫蓝短裤，虽然两条腿都冻紫了，但是大家仍然精神抖擞、毫不畏缩。

小学毕业后，我考进了北京六中（因中南海扩建而拆除）。北京六中位于南长街南口，距离天安门广场同样非常近。初中的时候，我还是少先队员，和小学时一样参加广场的活动。

升入高中后，我依旧参加天安门国庆游行的队伍。有一年，我和同学们一起成为了体育“大军”的成员，每人手执一个木棍做着动作通过天安门前。1957年国庆节前，我已经是高中三年级的学生了。这一次国庆游行，我又成为了文艺“大军”的一员，参加藏族舞蹈方队，男队员是中学生，女队员是歌舞团的正式演员。我们需要进行培训，培训是在天安门和端门之间的地方进行的。教我们的老师是大名鼎鼎的藏族舞蹈家欧米加参和苗族舞蹈家金欧，这两位老师都在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中有卓越的表演。

更值得纪念的是1959年国庆十周年大庆。那时，我已经在清华大学读二年级了，我参加民兵方队接受毛主席检阅。民兵方队也是重机枪方队，由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的学生组成，由3位同学肩扛着一挺马克沁机枪，后面两排同学则背着步枪。那时的我身体单薄，只能在后排背步枪。国庆节前，我们几次到北京大学的操场进行演练，还有一次在晚间到天安门广场预演。那天傍晚，我们在学校集中，从清华园车站乘火车到东直门车站，下车后徒步走到东单附近排列整齐，等待一段时间后，跟随解放军队伍阔步走过天安门前，然后从西直门车站乘车返校。1959年10月1日，我们民兵方队迈着矫健整齐的步伐，雄赳赳地在天安门前行进，接受毛主席检阅，完美地完成了任务，大家都感到十分兴奋和骄傲。

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原冶金部北京有色金属研究院工作。在这里，我在群众队伍里最后一次参加了天安门广场游行。这样，我参加了除了解放军阅兵队伍以外的少先队员、体育“大军”、文艺“大军”、民兵和群众等各类天安门广场游行队伍，与天安门广场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除了节日游行以外，我还多次在天安门前和西长安街上参加欢迎外国领导人的活动。那时，外国领导人访华，大多由周总理陪同外宾乘坐敞篷汽车接受群众夹道欢迎，我得以多次近距离地仰视周总理的风采。1957年，苏联伏罗希洛夫元帅访华，毛主席亲自到机场迎接，乘坐敞篷汽车接受群众夹道欢迎。当时，我和同学被安排在天安门广场与西长安街的连接处。那次，是我与毛主席距离最近的一次，只有三四米的距离。

在建设毛主席纪念堂的过程中，我们研究院的同志们还参加了清理场地的义务劳动。

我想，像我这样与天安门广场有深厚缘分的人，在全国应该都是凤毛麟角。回想这些与天安门广场的故事，我感到无比幸福，也更加热爱伟大的祖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