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这件刻有图画的铜片为什么会被当做随葬品置于墓内呢？“过去的研究者对此从未提起过。我认为这是一件专为死者开的特殊随葬品清单，而这些器物又都是不便轻易随葬，或随葬后会很快消失的东西。所以，也可以说其是随葬品的代用物，对死者来说已有其物，对活着的人却省去不少麻烦，节省了许多费用。如图画中的奴隶、孔雀、虎豹、牛马等都是活体，是滇国统治者的主要财富，如果大量随葬很快就腐烂消失，那必然会造成浪费。于是埋葬者便采用‘画饼’的办法，以图画代替实物。至于粮食、土地、权力又怎么做随葬品呢，于是就用图画的方式画一件竹箩和牛角号，意思一下就行了。”张增祺对使用刻纹铜片的原因加以补充阐释。
　　“我查对过石寨山13号大墓的随葬品，总数共300余件。凡刻纹铜片上有的图像，除了四枚铜钱外，均不见随葬实物，可见铜片上的图像实际上也属于随葬品的组成部分，只不过有其形而无其实罢了。”张增祺同时认为，“有关这块刻纹铜片，现在还有一些问题未得到解决。比如有的图像侧面或下面有数量不等的圆圈，有的则无，一些研究者推测，圆圈可能代表的是数目，如山羊头下有两个圆圈，说明是两只山羊。这种解释看起来有一定道理，但仔细一想也有问题。如果圆圈代表个数，那么仅有图像没有圆圈的又做何解释？”在张增祺看来，如果以数字解释，那一个圆圈代表的就不是一，而应该是一的倍数。不过，在有确凿的证据以前，这些都只能是猜测。

　　汉字传入
　　西汉后期的文化往来
　　战国末至西汉初期，滇国出土的文物上不仅未见有汉字，就连汉式器物数量也很少。汉武帝在云南设立益州郡后，滇国墓葬中开始出现较多的汉式器物，部分器物刻有汉字。
　　考古资料显示，在滇国后期(即西汉末至东汉初)，部分器物上已有汉字出现(包括铜镜和弩机上的铭文也计算在内)，虽然这些有文字的器物都是由内地传入或当地民族制作，但既然已出现在滇国统治者的墓葬中，就说明当时滇国的巫师或上层人物应该认识这些汉字，或者至少是知道其含义的，否则他们不可能将其作为随葬品置入墓内。
　　但往前追溯至战国末至西汉初期，滇国出土的文物上不仅未见有汉字，就连汉式器物数量也很少，这说明彼时的滇国和中原内地还很少往来，汉文化也并未深入到云南边疆。这一情况直到公元前109年才得到了根本改变。这一年，汉武帝在云南设立益州郡(郡治晋宁)，内地汉族人口和汉文化随之进入滇池区域。
　　之后，滇国墓葬中开始出现较多的汉式器物，部分器物刻有汉字，如昭明、日光镜上的铭文，“半两”和“五铢”钱文，刻有“河内工官”铭文的弩机及“大徐氏二千石”刻铭的提梁壶等。西汉中期以后，汉字在滇池区域及滇国所属部落中也颇为流行。如江川李家山墓葬中不仅出现数量较多的汉式器物，有三座墓中还发现“李德”“黄义”“王光”的汉文印章。上述墓葬出土的随葬品大部分为滇国传统的青铜器，墓葬形制及埋葬方式也是滇国习用的，说明它是滇国墓葬而非汉人墓(汉人墓也不可能埋在滇国的氏族墓地)。
　　那么这几座滇国墓中出土的汉文印章，以及类似汉人的姓名又作何解释呢？张增祺认为，这是汉文化在滇国境内得以更广泛传播的必然产物。当时滇国不仅有很多的人认识汉字，受汉文化影响颇深，有的甚至连自己的名字也改成类似汉人的姓名了。这样的现象，无论在古代和近代云南少数民族中均不乏其例，比起西汉中期石寨山墓葬中出土的“胜西”汉文私印，及《史记·西南夷列传》说滇王名“尝羌”等纯属少数民族的姓名，又前进了很大一步。
　　到了西汉末至东汉初，个别滇式器物上也出现了汉字。如江川李家山出土的装饰品金片上，装饰图案为滇文化风格的动物纹，但有的动物头上刻一清楚规整的“王”字；晋宁石寨山出土的金臂甲上刻有许多不易识别的符号，其中有一个比较清楚的“人”字。以上说明，西汉后期汉字在滇国有了更广泛的传播，不仅滇国的上层人物，连工匠们都可能认识一些汉字，甚至还会书写。至东汉初、中期，滇池区域出土文物上的汉字数量更多，也使用中原王朝的纪年和惯用的吉祥语，汉文化在古滇国已完全站稳了脚跟，并逐步取代滇文化成为滇池区域的主体文化。
　　晋宁石寨山13号墓出土的一件长方形刻纹铜片上的刻纹图画。这一铜片用绳纹横线将其分为五格，每格中都有几种不同的图画。这应该是古滇国最早的一种“文字”。
　　石寨山出土的“畜思君王”铜镜。钮座外有篆书铭文“畜思君王，心思不忘”八个字。此类青铜器及其文字都具有典型的中原文化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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