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纹大铙

王子午鼎

　　长江中游地区的青铜文明是中国先秦时期青铜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具有鲜明地域特色，并在某些方面处于领先地位。
　　商代晚期至西周前期
　　长江中游地区商代晚期至西周前期的青铜文明，在商代前期的湖北盘龙城青铜文明基础上有了一个新的本土化发展高峰。以湖南宁乡黄材炭河里城址的宁乡青铜群为代表，这一地区出土青铜器400余件，极具地方特色，并显示出其工艺的先进性。
　　青铜大铙。湖南出土和收藏的青铜铙类乐器达60件以上，是出土铙类乐器最多的省份。有“铙王”之称的国内迄今所见最大最重的青铜铙高度超过一公尺，重量达221.5公斤。铙上的花纹除常见的云雷纹外，更有浮雕或立雕的象、虎、龙、鸟、龟、蛙等动物，看似厚实笨重，却讲究装饰。研究者认为，正是这些铙类乐器，到西周初期演变为甬钟，得益于南乐的北传，形成了西周礼乐制度的重要一环——青铜编钟，显示出湖南青铜铙类乐器在商周文明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青铜人面纹方鼎。这是国内也是世界上唯一一件以人面为主纹的青铜方鼎。学者往往将此鼎人面和中原等其他地区铜器非主要部位的人头类题材归为一类讨论，提出一些不同的看法，在此不繁介绍。笔者独辟蹊径，提出新说，认为四个人面象征四方神灵，这是本土族群用来祭祀四方神灵的重要祭器。
　　青铜虎卣。这也是迄今所见绝无仅有的青铜宝物。出土于宁乡沩山，共有两件，一件在法国，一件在日本。整体器型有庄严威猛的气势，而其繁缛纹饰又显示其为一件铸工精巧的艺术珍品。上世纪90年代，在法国的那件曾在上海博物馆展出，法国前总统希拉克在祝词中说，这是“格外迷人、格外心醉……教育观众并使之销魂”的稀世奇珍。
　　以上举例足以显示长江中游地区高度发展的青铜文明，这个文明的中心在今长沙市境内的宁乡一带。令人高兴的是，在前些年终于找到了其中心地址——宁乡炭河里古城遗址。该遗址始建于商代晚期，延续使用到西周时期。
　　西周后期至春秋战国时期
　　长江中游地区青铜器发展的第二个时期从西周后期开始，到了春秋战国时期，长江中游乃至中国南部地区，已步入了楚王朝时代。这是中国青铜器发展的第二个高峰期，楚国青铜器是这一高峰期的代表。精美绝伦的楚国青铜器具有永久的魅力，以下略举几例。
　　曾侯乙编钟。1978年出土于湖北随州曾侯乙墓的编钟，分三层架置，共56件，总重量2500余公斤，创两周编钟之最，其上有2800多字铭文，记录了失传的乐律学文献。曾侯乙编钟的主人是曾(随)国国君，但当时的曾国政治上已附庸于楚国，曾国文化经历了由周文化系统向楚文化系统的演变。曾侯乙编钟及其墓内出土文物表明，此时曾国文化已属楚文化系统。曾侯乙编钟是楚地音乐文化以及我国古典音乐文化高度发展的见证。
　　楚国束腰平底升鼎。从春秋中期到战国晚期，都可见到这一楚国特有的鼎，其特征主要是束腰。众所周知，鼎是商周时期重要的礼器，所用数量、大小是王公贵族身份等级的标志。而楚人却敢蔑视周礼，不遵周制，以束腰的器型与周式的鼓腹器型针锋相对，这正是楚国强大起来后领异标新、独树一帜的反映。这种鼎的繁缛花纹和龙形装饰极具楚文化的独特风格，著名的王子午鼎就是一例。
　　东周先进的失蜡法铸造工艺。该工艺目前仅见于楚国、楚系青铜器，年代最早的失蜡法铸件都是楚器。最有代表性的有淅川下寺楚墓出土的铜禁和曾侯乙墓出土的盘尊，曾侯乙盘尊由盘和尊两件组合而成，其盘、尊口沿的透空附饰为相互纠结的蟠虺纹，用失蜡法铸成，表现了高超的铸造工艺水平，制作工艺的精巧已达到先秦青铜器的极诣，叹为鬼斧神工之作。其口沿上极为复杂又错落有致、玲珑剔透的立体花环似的形状，迄今唯此独见。这无疑是楚地青铜工艺水平领先于其他地区的有力物证。
　　楚文明如有的学者所言由六根支柱组成：青铜冶铸工艺(以前述青铜珍品为例)、丝织工艺和刺绣工艺(例如荆州马山一号楚墓出土丝织衣物被誉之为丝绸宝库)、髹漆工艺(例如巧夺天工彩绘漆木动物座屏和仅见于楚地的虎座凤架悬鼓等)、老子和庄子的哲学、屈原的诗歌和庄子的散文、美术和乐舞。楚文化是周代多种区域文化中后来居上的一种。从成就之大和水平之高来说，楚文化超过了同时期其他任何一种区域文化。楚国变弱小为强大，变落后为先进，由模仿中原青铜文化到创造自己的青铜器新风格，很值得后人借鉴。
　　楚国青铜文明和其他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实物无不得益于考古新发现。近年来多批楚国竹简古籍的出现，更推动了楚文化和中国古代文化研究。楚人奋发有为、博采众长、后来居上的创新品格已化作我们伟大民族的基因，融入到现代华人的血液中，激发出新的无限创造力！
　　(作者单位：湖南省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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