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合俊集团在东莞及清远的三家玩具厂于上周接连倒闭，港方高层管理者扮演了不光彩的走佬角色，迫使地方政府不得不出面善后。而为了防止工厂倒闭引发社会不安定因素，樟木头镇政府已决定全额垫付2400万元员工工资。据悉，这笔应急的维稳费用已耗尽该镇当年的全部财政款。如今，合俊事件还在发酵中，但它已将政府卷入进来，并提出诸多严肃的问题。
　　这些问题包括：在金融海啸的冲击下，东莞乃至珠三角的出口企业将面临怎样的处境？更关键的是，在经济危机逐渐进逼的态势下，政府需要承担起怎样的救赎责任？而极端的情况莫过于，一旦真的发生像合俊这样的企业破产案例，地方政府如何以恰当的技术加以处置？反向推之，如果要减轻此轮经济衰退对实体经济和社会层面的影响，政府当以怎样的应急模式未雨绸缪？
　　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们现在谈论的可能是改革开放30年来最严峻的经济形势。而合俊事件已证明，经济领域的问题不是孤立的，它可以通过产业链或员工等介质向外扩散，直至转化为社会问题。对经济方面的险情要严阵以待，其潜台词也必然涉及采用合适的公共行政，为社会减震。非常时期，政府当预设周密的手段和程式，以确保在制造业的寒冬里，我们所蒙受的打击没那么重。
　　因此，除了金融拯救计划，在更广泛的行政意义上，也要追问一句：地方政府准备好了吗？不惜财政资金，先行垫付工资，体现了政府的大局意识，它的实质是在企业信用破产的恶劣条件下，以政府信用来兜底。虽然垫付的资金或会以清算的方式追回，但假设再有类似事件发生，政府即便再有诚意，恐怕也将为其所累。紧急状况下动用政府信用，也需虑及它的不能承受之重。
　　这里不是要责备政府，而是在于合俊事件供应了难得的教训，为政府预备更充分的行动提供了启示录。从某种意义上说，政府和那数千名合俊员工一样，同样承受了企业倒闭危机的后果。问题是，地方政府可以利用事前防范的办法，降低被动的程度。而要使政府建立应急模式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就需对地方经济的整体态势作出真实、全面的掌握，切勿因讳疾忌医而掉以轻心。
　　仅以东莞为例，究竟有多少企业倒闭就存在着分歧。今年9月举行的中小企业升级转型论坛透露，今年前7个月有2万个企业倒闭，而外经贸局给的数据是481家，显然企业界和政府部门的认知存在较大差距。其他城市又是怎样的情形？其实，政府应急就是要在经济危机下提供特别之策，数据真实是确保措施针对性和有效性的前提。这是基础工作，数据悬殊的实情显示还要查缺补漏。
　　围绕经济纾困作出安排，政府公共服务的水准将一览无遗。合俊事件中，企业经营出现状况，倒闭早有异常信号，但政府没有预警，受拖累的供应商对此颇有怨言。因而，宏观的救市计划无法取代具体的应急行政。外经贸局、中小企业局、行业协会都该投身于经济危机的防御性施政，把资源用于监测地方经济的运行，既掌握总体表现，又能切中细微变动，并依据实际恶化程度及时发出警报。
　　经济冲击才刚开始，市场反应或会出人意料，行政手段是否足够使用还是未知数，我们应当把全球经济衰退评估得严重些。尽管对一揽子的金融救市举措没有发言权，可地方政府将要直面经济链条末端的表现。不排除更多企业会因经济疲软而抛弃信用约定，而这势必将放大经济困境对社会的压力。政府健全应急模式以备不时之需，这是不确定的经济前景中唯一可以确定的。